中日文化交流的实录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出于对世界大事的关心，曾经记载过中日学者访求佚书的交往。此后，黄遵宪、杨守敬在日本访求海外汉籍的做法，曾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前辈学人访求海外汉籍，其着眼点在于“访书”，寻访中土失传而东土现存的珍本古籍，并没有从文化交流的大局作进一步系统的探讨。北京大学严绍教授的新著书稿《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则突破了这一局限。

中国在文化继承方面，有述而不作、以述为作的传统。后世学者为增加当时社会发展的新内容，有时故意进行纂改，使“六经注我”。越是流行和通行的古籍，其原貌改易越多，伪经伪史也往往因此而孳生。传入日本的古籍，得以将当时的原貌保存下来，这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校勘原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典籍历经改易，也属事出有因，其失真之处，有时乃有意为之，亦自有其时代的特色与时代的价值，不能因有失原貌而轻视之。

书的文献学者，如乾嘉学派的大师们，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做过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毕竟是古代的学者，缺乏历史发展观，也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其缺点是就书论书，没有观察到日本的汉文书籍在两国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蕴藏着的深层含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则体现了现代学者治学的方法，透过中日汉籍交流的现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脉络。

198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工作规划会议，决定编辑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山西赵城金藏为底本，参照另外八种版本校勘，标出各本异同。八种版本中的《资福藏》，国内已佚，是杨会文由日本购得，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历代传世的《大藏经》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版本，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取得良好成绩的最新见证。

中华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通过正常渠道、公平交易，这是值得称道的；有的并非通过正常渠道，而是由中国藏书家的不肖子孙贪图近利抑价售出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夺出境的。就文化遗产本身来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书籍也在内）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为人类所共享。但是，身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所有者，眼望着祖先的遗产流散到天涯海外，自己检寻反倒要请求别人的允许！严绍教授在本书中叙述了访问日本静嘉堂藏书时的这一心情，每个爱国知识分子都会引起同感，心情复杂而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只有经历过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出来。纂辑于15世纪的《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表明我们仅有爱中华民族的热情还不够，还要有强大的国力，才能保护祖国文化遗产。

文化交流双方水平的高下关系到交流的主要流向。揆诸中外史实，总是文化水平高的一方流向文化水平相对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往往成为“接受者”。本书中所记中日文化交流以隋唐为最盛，这是因为唐代的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日本。后来历经宋元明清（初），其势头不减，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哲学思想等对日本有可资借鉴处。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不振，文化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在世界文化大国中处于落后地位。中国典籍不再呈现隋唐宋元明清（初）的势头，这时的知识分子反倒要赴日本寻求新知识，翻译新典籍到中国来。

国际交流有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是内在的推动力。本书指出，日本江户时期，即我国的明末和清代的前中期，中国出版的新书，有的在两三年内便在日本流通，主要的原因是受经济利益推动，书商有利可图。像《太平御览》这样的书在中国是禁止出口的，却能成套地运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政府曾明令禁止海外贸易，但长崎的书市并未停止。只要有利，商人会主动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也能促进经济交流，而政治交流则是它们的保障。有时双方都有交流的愿望和要求，但政治上出现障碍，就会妨碍经济和文化的正常交流。古代的丝绸之路，是欧亚文化的通道，对双方都有利。由于政治原因、战争的影响，这条路有时便不通，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无从进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千年以上的光辉历史，有许多引起两国人民美好回忆的故事，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中日两国光辉友谊的画卷一度遭到污损。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道路上走过来的老一辈中国学人，我深知战争之可恨、和平之可贵。我祝愿中日两国人民及两国的学术界，一定要以史为鉴，把中日文化交流推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共同迎接21世纪。